1921年到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。百年中国沧桑巨变，百年大党胸怀千秋伟业、恰是风华正茂。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百年历史，是共产党人前行的动力，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，激励我们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、更好走向未来。
源浚者流长，根深者叶茂。早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研究党史的号召。1942年3月30日，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》报告。70多年过去，这篇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，仍然闪耀着科学的光芒，为学习研究党史指引方向。
1961年，毛泽东在庐山
学习研究党史的目的意义：“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”“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”“创造些新的东西”
1941年的中国共产党，在20年的斗争中，既经历了胜利也经受了挫折，既出现过“左”的错误也出现过右的机会主义，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带来很大危害。
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，虽然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“左”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，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，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。
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开启的。
毛泽东在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》报告中开宗明义，“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，这个研究是必须的。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，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，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。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，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。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，加强党内教育，推进各方面的工作，都是必要的。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，哪些是失败，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，现在正在开始做”“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，使工作做得更好，更有进步”。
在报告最后，毛泽东结合学习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体会，点明了学习研究党史的另一层目的，“研究中共党史，应该以中国做中心，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”“我们要把马、恩、列、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，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。只有一般的理论，不用于中国的实际，打不得敌人。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，创造些新的东西，这样就用得了”。
毛泽东这里所说的“创造些新的东西”，实际上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。
陕北公学开学典礼
学习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：“古今中外法”
关于学习研究党史的方法，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：“如何研究党史呢？根本的方法马、恩、列、斯已经讲过了，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。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，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。”但对于什么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，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特见解，而且创造了专属术语——“我想把它叫作‘古今中外法’”。所谓“古今”就是历史的发展，毛泽东说“辛亥革命以来，五四运动、大革命、内战、抗战，这是‘古今’”。所谓“中外”就是中国和外国，就是己方和彼方。他说：“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，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、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”，借用这个意思，辛亥革命是“中”，清朝政府是“外”；五四运动是“中”，段祺瑞、曹汝霖是“外”；北伐是“中”，北洋军阀是外”；内战时期，共产党是“中”，国民党是“外”。中国的共产党、国民党，农民、地主，工人、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、资产阶级等等，这就是“中外”。他还提出，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，需要编两种材料：一种是党内的，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；一种是党外的，包括帝国主义、地主、资产阶级等。“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，这就叫做‘古今中外法’，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。”由此可见，毛泽东的“古今法”，就是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问题，而他的“中外法”，就是要从矛盾对立面角度看问题。综合起来，“古今中外法”就是全面的、历史的方法。延安时期，毛泽东亲自主编了《六大以来》《六大以前》《两条路线》三本重要的党史文献。《六大以来》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，许多党员干部反映读了之后恍然大悟，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，不少人由此产生了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。1942年，毛泽东又应党员干部的要求，主编了《六大以前》，收入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。1943年，毛泽东在《六大以前》《六大以来》基础上，挑选能够代表和反映中共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文献，编辑了《两条路线》。这三部文献，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，都是党史学习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至第四卷，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理论指导。
毛泽东
对历史进行分期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，旨在揭示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。毛泽东在报告中说，中国共产党的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，“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，进行客观的研究，不是只研究哪一步，而是研究全部；不是研究个别细节，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”。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，他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了三个阶段划分：大革命时期；内战时期；抗日时期。毛泽东作出这三个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是“革命的任务”“联合的群众”“革命所打击的目标”和“我们的路线”。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过，“这个分法是否妥当，大家可以讨论”。不仅如此，对于“革命的准备”阶段的研究，报告有大量篇幅。毛泽东说：说到革命的准备，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，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准备的……所以严格地讲，我们研究党史，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，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。“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，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。不然，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。”
湖南长沙，橘子洲头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
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，离不开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。报告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此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。他说“研究党史上的错误，不应该只恨几个人”“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”，当然只看客观原因是不够的，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，“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，搞‘左’了，搞右了，或者犯了什么错误，都是有客观原因的，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”。报告中，他对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等进行了研究，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，“对于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的估价，需要研究”。关于辛亥革命，毛泽东说：“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，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，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，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。但后来失败了，没有巩固它的胜利，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，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。”关于五四运动，毛泽东说“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。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，对中国的觉醒，影响是很大的。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，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，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。”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“五四”之后，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。毛泽东这些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要走进历史，把问题还原到产生问题的“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”去研究的重要论述，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把握，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卓越智慧。
作者：熊杏林，军事科学院研究员
文章来源：《学习时报》2021年2月10日，原标题“毛泽东谈学习党史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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